摘自知乎  易中天：勸君莫談陳寅恪

一、不該熱的熱了起來

已故歷史學家陳寅恪辭世多年后忽然成了文化新聞的熱點人物，似乎是一件沒什么道理的事情。

史學不是顯學，陳先生也不是文化明星、大眾情人。沒錯，這些年文壇銀屏上是有不少“歷史”，而且上演得轟轟烈烈，風頭十足，好像全國人民都有歷史癖，也沒患過健忘癥似的。然而最走紅的“歷史小說”和“歷史劇”又是什么呢？《還珠格格》和《雍正王朝》。前者已自己坦言是“戲說”，后者則被史學界斥為“歪說”。歷史在文藝作品中能不能“戲說”或“歪說”，這是另一個問題（比如《西游記》就是戲說，《三國演義》則是歪說，或不乏歪說成分）。但戲說、歪說不等于實說、正說，總歸是一個事實。它們和陳先生以及陳先生所治之史八桿子打不著，也是一個事實。所以，歷史小說和歷史劇走紅，并不意味著歷史學家也會走紅，也該走紅，何況那歷史小說和歷史劇還是戲說和歪說？事實上歷史學家無論生前身后多半都是很寂寞的。唐長孺先生曾自撰墓志銘曰：“生于吳，歿于楚，勤著述，終無補”，說的大抵是實話。一個歷史學家可能會因其學術(shù)成就而成為文化名人，卻很難因此而成為熱點人物。如果成了，那就一定有別的原因，比如吳晗。

陳寅恪也不同于其他一些文化人。他不是金庸，不曾寫過從政治家、科學家到“引車賣漿者流”都人見人愛的新派武俠小說，也沒那么多門徒和擁躉。他的著作，選題既很專門，文字也很古奧，感興趣的人不多，看得懂的人也不多，感興趣又看得懂的更是鳳毛麟角，哪里會弄得家喻戶曉人人皆知？他也不是余秋雨，不曾炮制過“香噴噴甜津津有點嚼頭，完了還能吹個泡泡”的“文化口香糖”，亦不曾發(fā)表過聲討盜版集團的《告全國人民書》。他的著作才不會被盜版呢！沒有哪個小女生或小男生會去買《元白詩箋證》或《柳如是別傳》。柳如是？柳如是是誰？是王菲嗎？還是田震？陳寅恪又是誰？是汪國真、趙忠祥嗎？

陳寅恪還不同于吳晗、梁漱溟。他不曾被指控為“文藝黑幫”的頭子，在一夜之間成為全國上下口誅筆伐的對象。他也不曾在建國之初公然向偉大領(lǐng)袖叫板，以后又在“批林批孔”時公然對抗，宣稱“只批林，不批孔”。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，基本上是冷清寂寞默默無聞的。他甚至不同于錢鐘書。錢先生和陳先生一樣，也是學貫中西博通今古，也是淡泊名利不事張揚。他的《管錐編》、《談藝錄》，也沒多少人看得懂。但錢先生畢竟寫過《圍城》呀！還被拍成了電視連續(xù)劇，還拍得挺成功。這就舉國皆知，人人趨之若鶩了。那么，陳先生可曾與大眾傳媒締結(jié)過良緣呢？沒有。

所以我贊同駱玉明教授的說法：“陳寅恪最不應(yīng)該成為公眾人物”。

然而“最不應(yīng)該成為”的最終還是“成為”了。而且，還弄到了人人都拿他來附庸風雅，誰不說陳寅恪誰就狼心狗肺缺心眼兒的程度。至于這些說詞究竟有多少符合歷史事實，又有多少最得逝者之心，那就只有天曉得了。正所謂：身后是非誰管得，滿村聽說蔡中郎(陸游詩)。

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和恨，也沒有無緣無故的冷和熱。最不該熱的熱了起來，就一定事出有因。

二、事出有因

原因也是多方面的。

比如國內(nèi)民眾的關(guān)心，便多半帶有好奇心理。的確，像陳寅恪這樣可以公然不參加政治學習，不接受思想改造，不宗奉馬列主義的知識分子，在五六十年代還真沒幾個。然而陳先生不但做到了，還基本上安然無恙。他這顆“刺兒頭”不但沒被剃掉，反倒是中共高層還對他關(guān)懷備至，禮遇有加。就連飲食起居這類生活小事，也有勞身為“封疆大吏”的陶鑄親于過問，又是送牛奶，又是派護士。在那個就連陳毅元帥都吃不到蘋果的“三年困難時期”，陳家居然“雞魚等肴饌甚美甚豐”，讓前來探視的老友吳宓感慨不已。這才真是怪了！于是人們就很想知道，陳寅恪這“瞎老頭”受此優(yōu)待，究竟憑的是什么？

疑團很快就因史料的披露而冰釋。原來這陳寅恪并非等閑人物。他的祖父陳寶箴，未出道時就為曾國藩所器重，后來官居湖南巡撫，是戊戍變法時推行新政的風云人物。父親陳三立(散原先生），早年和譚嗣同、徐仁鑄、陶菊存一起，號稱“晚清四公子”，晚歲則以詩文著稱，被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評價為魯迅之前中國近代文學成就最高者。在一個重血緣，重門第，重承傳，重淵源的國度里，這已經(jīng)足夠讓人肅然起敬了。何況陳寅恪本人也十分了得。他十二歲時就東渡日本，以后又游歷歐美十數(shù)年，回國后與赫赫有名的梁啟超、王國維、趙元任同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，而1925年吳宓舉薦他任此教席時他才三十五歲。他學問大得嚇人，據(jù)說外語就懂十幾門（也有說二三十種的）。名氣也大得嚇人，據(jù)說毛澤東訪蘇時，斯大林還專門問起。英國女王也曾來電問其健康。這些都讓人嘖嘖稱奇，哎呀連聲。如此之多的光環(huán)加之于身，被推介給大眾也就不足為奇。

但這些顯然不是我們關(guān)心的。

海外學人的關(guān)注則難免帶有政治色彩。他們看到的是陳寅恪最后二十年生活的另一面：衰老病殘，冷清寂寞，心情郁悶，晚景凄涼，最后被迫害致死，死不瞑目。對此，他們表現(xiàn)出強烈的不滿、極大的憤慨和深深的惋惜，這是可以理解的。我們也一樣么！然而海外某些先生（如被李敖稱之為“國民黨同路人”的余英時），硬要有意無意地要把陳寅恪塑造成國民黨政權(quán)的“前朝遺老”，認為他留居大陸后不久就后悔自己的選擇，甚至對自己的“晚節(jié)”感到愧恥，為“沒有投奔臺灣而悔恨終身”，便未免是戴著有色眼鏡看人，有些想當然甚至自作多情了。反倒是身為國民黨臺灣當局“國防部長”的俞大維由于對陳寅恪知之甚深，其悼念文章便絲毫不從政治取向上著墨，因為原本不必“多此一舉”么！

沒錯，陳寅恪在1949以后是不怎么積極合作，更不要說“靠攏組織”。他身為全國政協(xié)常委卻從不進京，對思想改造之類的運動更是語多譏諷，能不理睬就一概不予理睬。但這只是他的“獨立立場”所使然，與他對國共兩黨的愛憎好惡毫不相干。他要當真喜歡國民黨，當初怎么不跟著到臺灣去？事實上陳寅恪的心思是很明白的，那就是“不論哪一個政府我也沒有關(guān)系，只要是能夠繼續(xù)讓研究古物”。這話雖然是冼玉清說的，卻很能代表陳寅恪的心聲。早在談到王國維之死時，陳寅恪即有“非所論一人之恩怨，一姓之興亡”的說法，他自己當然也不會囿于“一黨之恩怨，一府之興亡”�？磥�，準確的說法是：陳寅恪和國共兩黨都沒有關(guān)系，也不想有什么關(guān)系。他只想作為一個獨立的學人，進行自己獨立的學術(shù)研究。我們最好還是不要違背先生的心愿，把他扯進政治斗爭中來。事實上正如《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一書作者陸鍵東所言，政治這個范疇，“已難以覆蓋陳寅恪的文化意蘊，也無法盛得下陳寅恪的人文世界”。

那么學術(shù)呢？陳寅恪在學術(shù)上的意義又如何？他的學問、學識、學養(yǎng)、學術(shù)水平和學術(shù)成就無疑是頂尖級和超一流的，要不怎么被稱作“教授中的教授”（鄭天挺），公認為史學大師、文化巨匠、曠世奇才？早在二十世紀中葉，陳寅恪便已“站在一個旁人難以企及的學術(shù)境界”，其學術(shù)成就則涵蓋了歷史、宗教、語言、文化、文學諸領(lǐng)域，被視為一座豐富的文化礦藏。但學問大不等于成就大，成就大也不等于意義大。陳寅恪的學術(shù)意義究竟有多大，我可沒有資格來妄說，而且也認為并不重要。因為陳先生的學術(shù)意義再大，也構(gòu)不成他成為熱點人物的原因。史學畢竟不是顯學么！對柳如是、再生緣感興趣的人想必也不會太多。這些課題，和我們又有什么相干，犯得著大家都來過問？

陳寅恪如果有意義，那意義一定是超學科甚至超學術(shù)的。上海學者夏中義(上海交通大學)就持這種觀點。他認為陳寅恪的意義不在具體的學問、學術(shù)，而在學統(tǒng)。所謂“學統(tǒng)”，也就是“一種把學術(shù)作為生命意義來追求的學人傳統(tǒng)”。這玩藝，在中國文化傳統(tǒng)中先天便很缺失，直到乾嘉學派那里才算有了點眉目，再到梁啟超著《清代學術(shù)概論》時才算理清了思路。但“豎看百年中國學術(shù)史，從晚清、民國到共和國，能真正自覺地用生命去踐履”，并“使自身化為學統(tǒng)之鏈所以歷代未絕的悲愴一環(huán)者”，那真是舍陳寅恪而其誰（《九謁先哲書》）！也就是說，正是由于陳寅恪認準了這一條道兒走到黑，那個來之不易又命若游絲的“現(xiàn)代學統(tǒng)”，才總算沒有斷了香火。

這當然比只談學問深刻多了，但仍然可疑�？梢芍�處就在于，如果那“學統(tǒng)”并無意義或失去了意義，還要不要堅持？如果我們有了意義更為重大的事情，這“學統(tǒng)”可不可以放棄？依我看，那個“學統(tǒng)”既然是乾嘉學派和梁啟超他們搞出來的，又只有百把年歷史，不堅持也罷，天塌不下來；而陳寅恪的一些弟子門生（比如汪籛，北京大學在“文革”中的首例殉難者)之所以和先生分手，則是因為在他們看來，建設(shè)新中國，解放全人類，顯然比堅持什么“學統(tǒng)”意義重大得多。

那么，我們?yōu)槭裁催�要談陳寅恪？

三、孤傲怪僻之謎

讀《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，常常會有倒吸一口冷氣的感覺。

盡管陳寅恪的故事在那個時代遠不是最觸目驚心的，也盡管該書作者陸鍵東盡量用了一種平實的史筆來講述那發(fā)生的一切，但還是看得我驚心動魄，而印象最深者，除陳寅恪的清高自負外，就是他的孤傲與倔強，骨氣與膽量。

他真敢！1953年，中共中央歷史研究委員會決定在中國科學院設(shè)立三個歷史研究所（上古、中古、近代），擬請陳寅恪任二所（中古所）所長，他開出的條件居然是“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，并不學習政治”。而且，“不止我一人要如此，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”。這還不算。他還要毛澤東或劉少奇給他開證明，“以作擋箭牌”。如果只是他陳寅恪一個人或中古所搞點“特殊化”倒也罷了，他還說“最高當局也應(yīng)該和我有同樣的看法，應(yīng)從我說”。這就實際上是要全國學術(shù)界都不宗奉馬列主義，并不學習政治了，豈非存心“逆歷史潮流而動”？以草間布衣一介書生，而公然要求“最高當局”也聽他的話，從他之說，此等“狂妄”，豈非空前絕后膽大包天？

他也真做得出！系里組織拜年，被他拒之門外；北國政要來訪，也被多次擋駕。拒人千里之外，已是悖乎常情，何況被拒者竟是赫赫有名炙手可熱的康生康大人？雖然對康生的拒絕是“有禮貌”的，理由也還說得過去：陳先生病了，正在臥床休息。但當真愿意一見，也還是可以見一見的，至少可以在病榻上敷衍一下。然而無論學校辦公室的人如何動員，陳寅恪就是不見！不見康生，也不見別的人。不見也就罷了，他還要賦詩云：“閉戶高眼辭賀客，任他嗤笑任他嗔”，直弄到“一生負氣成今日，四海無人對夕陽”的地步。

是陳寅恪不喜交往不近人情嗎？不是。陳寅恪也是有交往的。他交往的人，不但有校長（如陳序經(jīng)）、教授（如冼玉清），還有護士、伶人、工友。被一般人認為“不好接觸脾氣大”的陳寅恪，對老校工梁彬卻十分客氣熱情，信任有加，不但稱他為“彬叔”，還讓他參與一些家事。陳寅恪并不是性格乖僻之人。

那么，是陳寅恪討厭政治，或如董每戡所言，是“書生都有嶙嶒骨，最重交情最厭官”嗎？好像也不是。陳寅恪也不是所有的官都不見，所有的官都不交。他和傅斯年的關(guān)系就很好，和胡適的關(guān)系也不錯，而胡適可是做過“官”的，傅斯年更是一生效忠國民黨，且“死而后已”。這里也無關(guān)乎國共兩黨之爭。因為陳寅恪也和許多共產(chǎn)黨高級干部有交往甚至有交情，或在內(nèi)心深處敬重他們，比如陳毅、陶鑄、杜國庠、馮乃超。

也許，陳寅恪夫人唐篔對馮乃超的評價多少能透露出一點消息。唐篔說：“馮副校長雖是個老黨員，但倒是個念書的”。也就是說，是不是黨員或官員，是共產(chǎn)黨還是國民黨，都不要緊，要緊的是讀不讀書，或是不是讀書人。胡適是，傅斯年是，郭沫若、胡喬木、周揚也是，游走于國共官學之間的章士釗當然更是。陳毅和陶鑄雖然不是學人或嚴格意義上的讀書人，卻也是有知識有文化有學問有才華的“儒將”，而且尊重知識和學術(shù)。由是之故，他們也得到了陳寅恪的尊重。

但分寸還是有所不同。除身為“一方父母”的陶鑄外，共產(chǎn)黨這邊，最受陳寅恪歡迎敬重的是陳毅。他得到的情感回報是“肅然起敬”。次為杜國庠。他得到的回報是“道不同然相知高誼仍在”。胡喬木也不錯。他得到了“中國傳統(tǒng)為師者的那一份慈愛”。郭沫若的情況比較微妙。畢竟雙方都是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的人，也都不是等閑之輩。然而一個是“馬列主義史學”的代表，一個是“資產(chǎn)階級史學”的重鎮(zhèn)，針鋒相對水火不容又都風流儒雅德高望重，也就只能寒喧多于交流，在談笑風生的背后仍是格格不入了。郭對此其實也有清醒的認識，謂之“壬水庚金龍虎斗，郭聾陳瞽馬牛風”，雖是笑話，卻有深意存焉。

不過郭沫若這個“戲言”的水平之高，卻也不能不令人嘆服。郭屬龍，陳屬虎，兩人又觀點相左，當然是“龍虎斗”。郭耳聾，陳目盲，兩人又立場不同，當然是“馬牛風”。但如此之巧對工對絕對，大約也只有郭沫若才想得出。故龍爭虎斗唇槍舌劍之余，也未嘗沒有惺惺相惜。盡管十年以后，郭沫若還是在其新著《李白與杜甫》中對早已含冤去世并無還手之力的陳寅恪殺了個回馬槍。

最慘的是康生，他吃了閉門羹�？瞪�其實也應(yīng)該算是“讀書人”的。他是毛澤東身邊的“大秀才”，讀過很多書，文筆極好，書畫俱佳，藝術(shù)品位也很高，而他的大奸大惡在當時還尚未暴露無遺，或不為外人所知。無論從哪方面（政治地位或文化修養(yǎng)）講，他都應(yīng)該見得著陳寅恪的，卻被拒之門外。1949年以后，康生哪碰過這種軟釘子？于是他就來了個“軟著陸”，只用輕飄飄兩句話，就讓《論再生緣》的出版幾乎成了永無期日的事情。

比康生待遇稍好一點的是周揚。周揚本來也是要吃閉門羹的，只是因為看陳序經(jīng)的面子，不想讓陳序經(jīng)太為難，陳寅恪才勉強答應(yīng)見周揚。但周揚在中山大學東南區(qū)一號二樓上顯然沒吃到什么好果子。“陳寅恪的態(tài)度是挑戰(zhàn)式的”，而一向辯才無礙的周揚則顯得底氣不足，幾無招架之功。盡管如此，回到招待所后，周揚仍掩飾不住自己的興奮，因為他總算見了陳寅恪一面。當然，他對陳寅恪的感覺也和許多人一樣：“有點怪”。

比康生更慘的是某些學人。他們遭到了陳寅恪的譏諷甚至痛罵。早在1952年，陳寅恪就寫詩諷刺他的那些北國同仁，還特地把這首詩寄給北京大學教授鄧之誠：“八股文章試帖詩，尊朱頌圣有成規(guī)。白頭學究心私喜，眉樣當年又入時”。這顯然是諷刺從1949年到1952年短短三年間，學人們紛紛“棄舊迎新”、“棄暗投明”，放棄輕車熟路的舊研究方法，生吞活剝馬列主義，炮制新八股。其中，便不乏年事甚高者，比如輔仁大學校長、歷史學家陳垣，1949年時六十九歲，當然是“白頭學究”了。1953年底，陳寅恪又當著汪籛的面，連續(xù)兩天怒罵那些加入了民主黨派的朋友，稱之為“無氣節(jié)”、“可恥”，喻之為“自投羅網(wǎng)”。據(jù)說，陳寅恪大動肝火，“恣意評點人物，怒說前因后果，極其痛快淋漓”。

看來，陳寅恪對所謂“時尚”，所謂“新學”，已是積怨甚深，對那些一心想要“眉樣入時”的“讀書人”，也到了深惡痛絕的地步。

這就決不只是什么個性孤傲、性格怪僻了。

四、人品與氣節(jié)

陳寅恪的這種態(tài)度很容易被人誤認為是反對現(xiàn)政權(quán)，反對共產(chǎn)黨，反對馬列主義。其實不然。倘若如此，他為什么不去香港、臺灣，為什么同意擔任全國政協(xié)常委，為什么還要和杜國庠、馮乃超這些共產(chǎn)黨人交往？他甚至也不是什么社會活動都不參加。1954年5月3日的“敬老尊師座談會”他就參加了，還戴了大紅花，這也是一種“時俗”么！怎么并無反感，反倒欣然？

這里面一定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。

陳寅恪的政治態(tài)度一直是個謎。他好像誰都看不慣。袁世凱當大總統(tǒng)，他譏為巴黎選美：“花王哪用家天下，占盡殘春也自雄”；張群組閣，他譏為妓女作秀：“催妝青女羞還卻，隔雨紅樓冷不禁”；國民黨長江防線失守，他也幸災(zāi)樂禍：“樓臺七寶倏成灰，天塹長江安在哉”。但如果你認為這是因為向往新中國，或是懷念舊王朝，恐怕就錯了。他在回憶洪憲稱帝一事時說，當時不少文人都對袁某人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，讓他深為道德的淪喪而痛心。“至如國體之為君主抑或民主，則尚為其次者”。君主還是民主，這在許多人看來是至關(guān)重要必須力爭的，而陳寅恪以為其次。那么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？

是道德，是人品，是氣節(jié)。

1964年5月，陳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蔣天樞托以“后事”，并寫下了帶有“遺囑”性質(zhì)的《贈蔣秉南序》一文。在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里，陳寅恪稱自己雖“奔走東西洋數(shù)萬里”而“終無所成”，現(xiàn)在又“奄奄垂死，將就木矣”，但也有足以驕傲自豪者，那就是：“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，曲學阿世，似可告慰友朋”。也就是說，他陳寅恪一生之最為看重者，不但不是金錢地位，甚至也不是知識學問，而是人品與氣節(jié)。

事實上陳寅恪愿意與之交往或表示敬重的，不論是國民黨共產(chǎn)黨，還是無黨無派，都是人品極好的人。陳毅，光明磊落，直率坦誠；傅斯年，為人正直，疾惡如仇；劉節(jié)，秉性梗直，寧折不彎；冼玉清，一生清白，遺世獨立。有意思的是，他們還多半都有些脾氣。比如陳序經(jīng)為人是很謙和優(yōu)容的，但當有關(guān)當局強迫他加入國民黨時，他把“烏紗帽”摜在桌子上：“如果一定要我參加國民黨，我就不做這個院長”。又比如杜國庠一生為人寬厚平和，但面對極左思潮也會拍案而起，氣憤地表示“批判陳寅恪批得太過分”！因此他們也都往往會做“傻事”，說“蠢話”。比如劉節(jié)就曾在1958年“大放厥詞”：什么大躍進人人意氣風發(fā)，“一起發(fā)瘋”倒是真！這種“逆言”也是說得的？但他實在忍不住。

當然，他們也多半都沒有什么“好下場”。

沒有好下場是明擺著的，甚至是他們“自找”的。文化大革命中，劉節(jié)聽說“造反派”要批斗陳寅恪，竟奮然表示愿意替代陳先生上臺挨斗，并視為一種榮耀。如此“不識好歹”“自討苦吃”，如此“螳臂當車”“以卵擊石”，還能有什么好結(jié)果？然而，明知沒有任何好處，同時也于事無補，他們卻偏偏還要做。也正是在這里，我們看到了一個人品質(zhì)的高貴。

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，同聲相應(yīng)，同氣相求。陳寅恪“吾道不孤”！

然而陳寅恪作為一個歷史學家，還有更深的想法。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《元白詩箋證稿》一書中，他談到這樣一個歷史慣例：但凡新舊交替之時，總有人占便宜，也總有人吃大虧。那些乖巧的小人，“往往富貴榮顯，身泰名遂”；而那些刻板的君子，則常“感受苦痛，終于消滅而后已”。為什么呢？就因為其時新舊道德標準和新舊社會風氣“并存雜用”，有的人善于利用形勢適應(yīng)環(huán)境，而有的人則無此“乖巧”而已。

顯然，陳寅恪是把自己的某些“老朋友”，看作了“乖巧的小人”。

于是我們大體上清楚了。為什么陳寅恪對杜國庠那樣和自己“道不相同”的共產(chǎn)黨人信任敬重，對某些先前的“同道”反倒蔑視而戒備？就因為前者“氣節(jié)不虧”。陳寅恪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。他當然不會不知道在那個時代，堅持馬列主義，信仰共產(chǎn)主義，要擔怎樣的風險。那是要掉腦袋的！所以，新中國成立以后，他們大講馬列主義，就不但可以理解，而且也理所應(yīng)當。他們“本來”就是馬克思主義者么！

那些“眉樣入時”的“白頭學究”們卻“原本”不是。“不是”當然也可以變成“是”，但要看怎么個變法，以及為什么要變。如果是自己通過學習研究，改變了觀點，倒也理屬正常，無可厚非。然而一夜之間毫無思考，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(zhuǎn)彎，便很可疑。在陳寅恪看來，這不是降身辱志，便是投機取巧。但不論何種情況，都是“變節(jié)”。氣節(jié)一虧，則其人不可取矣！

事實證明，陳寅恪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確。1949年以后，中國學人的改變立場觀點，宗奉馬列主義，有的是“曲學阿世”，有的不是。汪籛就不是。他屬于“心悅誠服”的那一類。否則，當他自告奮勇充任“說客”，南下廣州請老師進京時，就不會那么天真了。汪籛碰壁五羊城以后，受到不少埋怨。比他年長的其他陳門弟子都認為他不該用“官腔”和先生說話，更不該惹老師生氣，甚至有人痛斥他“不知天高地厚”。這實在是冤哉枉也！汪籛對恩師的敬仰和感激是終其一生的。正因為“感恩戴德”，他才會那樣說話。因為他對馬列主義的服膺是真誠的。事實上在汪籛的學術(shù)研究中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陳寅恪的治史方法渾然天成，了無陳寅恪所痛恨的“貼標簽”的痕跡，文風新穎，令人耳目一新。這難道不是好事？正因為此，汪籛和陳寅恪談話時，才會充滿了“時俗”的口吻。在他看來，弟子發(fā)現(xiàn)了寶藏取得了真經(jīng)而不與先生分享，那才是不道德。

歷史的悲劇或悲劇性也正在這里。汪籛和陳寅恪都是真誠的，道德的，而雙方的格格不入?yún)s一至于此。一個要“革命”，一個要“守節(jié)”，這一場沖突是在所難免的了。問題是，陳寅恪為什么要對汪籛發(fā)那么大的脾氣，以至于說出“你不是我的學生”這樣的話？

答案也許就在汪籛筆錄的《對科學院的答復》里面。在這篇自述中，陳寅恪說：“研究學術(shù)，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”。“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，且須以生死力爭”。“沒有自由思想，沒有獨立精神，即不能發(fā)揚真理，即不能研究學術(shù)”。這其實也是陳寅恪的一貫思想。因此他在《答復》中開篇就說：“我的思想，我的主張完全見于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”，而碑文的核心和靈魂，也就是這八個閃亮高岸的文字：自由思想，獨立精神。

五、自由思想，獨立精神

真正震撼我們的，也正是那八個字：自由思想，獨立精神。

幾乎所有人都很看重這八個字，夏中義也不例外。但他卻把這八個字歸到乾嘉以來的所謂“學統(tǒng)”里去了，并稱自由思想為學統(tǒng)之骨，獨立精神為學統(tǒng)之魂。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竟然能產(chǎn)生于毫無獨立自由可言的中國傳統(tǒng)社會，而且還誕育于文化鉗制最烈的乾嘉時代，這本身便很可疑。就算是吧，話也不能這么說。學統(tǒng)，甭管它是傳統(tǒng)的還是現(xiàn)代的，總歸是“統(tǒng)”。有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作為魂骨自然很好，但反過來把自由思想的獨立精神“統(tǒng)”將進去，卻未必是什么好事。況且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也不是什么“學統(tǒng)”之類的玩藝可以“統(tǒng)”得起來的。因為一“統(tǒng)”，就不自由、不獨立了。什么是自由思想、獨立精神？所謂“獨立”，就是不依附，當然也不依附于什么“學統(tǒng)”。所謂“自由”，則不但包括怎樣想，也包括想什么，還包括不想什么。也就是說，想不想，怎樣想，想什么，都是我的自由。我可以自由地按照這種思路去做學問，也可以自由地按照那種思路去做學問，甚至我還可以不想做學問。不想做學問，也是一種自由思想，卻與“學統(tǒng)”無涉。當然，學問家還是要做學問的，但如果不把話說到這個地步，則那個“自由思想”仍不自由。

因此我不認為這是一個什么學統(tǒng)問題，而是一個做人問題。我的觀點是，學問可以不做，人卻不可以不做；學統(tǒng)也可以不要，人格卻不能不要。沒有人格的獨立，哪有獨立的精神？沒有意志的自由，又何來自由的思想？

明白了這一點，我們對陳寅恪也就多了一份理解。

就說陳先生一再堅持的“不宗奉馬列主義”吧，是他陳寅恪反感馬列主義，或者反對馬列主義嗎？恐怕未必。馬克思主義畢竟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項重要成果。任何不帶政治偏見、有學術(shù)良知與良心的知識分子，都會對它持有一種敬重的態(tài)度。但問題是，這份敬重必須是我發(fā)自內(nèi)心的，而不能是別人強加于我的。事實上，早在“宣統(tǒng)三年”，陳寅恪就已經(jīng)讀過了《資本論》原文，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也十分重視經(jīng)濟因素的作用和階級意識在政治斗爭中的反映。就算沒有這些，也不等于陳寅恪反對馬克思。因為馬克思的學說，就是馬克思自由思想的結(jié)果，也體現(xiàn)著馬克思的獨立精神。不自由，不獨立，哪來的馬克思主義？難道《資本論》是按照官方意志寫的，或者申請過“國家級課題”？

所以，肯定陳寅恪，不等于否定馬克思。比方說，最為陳寅恪所痛恨反感的“審查送檢”，不同樣為馬克思所深惡痛絕？馬克思早就說過：“治療書報檢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辦法，就是廢除書報檢查制度”。在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問題上，他們是相通的。

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是高于一切的。既高于政治，也高于學術(shù)。比方說，盡管有陳寅恪“孰謂空文于治道學術(shù)無裨益耶”的夫子自道，友人吳宓“蓋藉此以察出當時政治（夷夏）、道德（氣節(jié)）之真實情況，蓋有深素存焉，絕非清閑、風流之行事”的理解回護，還是有不少人對陳寅恪耗費十余年時間撰寫《柳如是別傳》不解，認為不值得。畢竟也就是一個柳如是么！小題當然也可以大做，但再大也是“小題”，而身為“大師”和“巨匠”的陳寅恪，難道不該去建構(gòu)更為體大思精的史學廣廈？

其實，這里沒有什么值不值的問題。陳寅恪耗費十余年時間撰寫《柳如是別傳》不值，梁宗岱種菜養(yǎng)雞就值？梁宗岱是何許人也？他是法國象征派大詩人保羅·梵樂希的異國之友，世界大文豪羅曼·羅蘭的忘年之交，巴黎文化沙龍的座上嘉賓。他的詩人氣質(zhì)和文學才華就連一向崇尚高貴和浪漫的法國文化人也為之傾倒。然而他卻去種菜養(yǎng)雞！因為他作為外語系的“大白旗”，在1958年被劈頭蓋臉地痛批。他平時常常掛在嘴邊的“天才教育主義”和“老子天下第一”更是成為眾矢之的。那好，你們不承認我“學問第一”、“教書第一”，我就來個“種菜第一”、“養(yǎng)雞第一”。不讓種不讓養(yǎng)，我還有“喝酒第一”、“力氣第一”（據(jù)說諸如此類的“第一”竟有七十多個）。反正老子就是“天下第一”，就要“天下第一”，你他媽的能怎么樣！

這其實是用一種極端的方式來堅持自己的“自由思想，獨立精神”了，因此“理所當然”地引起了“革命群眾”的震怒，被斥為“對抗運動”的“新花招”，但也一定在某種程度上為陳寅恪所理解。陳寅恪是很喜歡梁宗岱的。1961年吳宓來訪，中山大學以陳寅恪夫婦的名義設(shè)宴招待，陪宴者的名單由陳寅恪夫婦擬定，而席中就有梁宗岱夫婦。余則為劉節(jié)夫婦、梁方仲夫婦和冼玉清，都是陳寅恪的相好相知。

實際上陳寅恪又何嘗不是這樣做的？他體弱目盲，當然無法去種菜養(yǎng)雞。但他同樣可以去“不務(wù)正業(yè)”。比方說，不上課，不發(fā)表論文，不做“公認”該做的“大課題”。陳寅恪曾自謂其《論再生緣》一文乃“頹齡戲筆，疏誤可笑”，這決不是什么“自謙”或“自嘲”，而毋寧說是“自得”和“自許”，即“寧作戲筆，不入時流”。不錯，我是要做研究，也可以做大課題，但必須按照“自由思想，獨立精神”去做。如不能，則寧肯不做，或者去做“無益之事”，正所謂“閑同才女量身世，懶與時賢論短長”。

顯然，問題并不在于做什么，也不在于值不值，而在于它是否本之于“自由思想，獨立精神”。如是，則值；如不是，則不值。而且，對于陳寅恪、梁宗岱他們而言，只要是自己的自由選擇，哪怕是“著書唯剩頌紅妝”，哪怕是“一腔心事付荒唐”，一旦做了，也一定是“天下第一”。一流就是一流，他變不了二三流。

梁宗岱讓人激賞和敬佩之處正在這里。

陳寅恪讓人震驚和敬重之處也正在這里。

這也正是我不想多從學術(shù)的角度來談陳寅恪的原因。畢竟，學術(shù)成就再大，也是有限的，何況其思想還“囿于咸豐同治之世”，其議論還“近乎湘鄉(xiāng)（曾國藩）南皮（張之洞）之間”，并不多么值得肯定和贊揚。又何況陳氏的著作中，也確實如駱玉明教授所言，“往往呈現(xiàn)歷史的羈絆，乃至某種陳腐的情感”（如被林賢治指出的“沒落士大夫情調(diào)”）！但陳寅恪的人格精神卻是超學科、超學術(shù)、超時代的，也不光是對做學問的人有意義。學術(shù)上的是非對錯遠不是最重要的。正所謂“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，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，唯此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歷千萬紀與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”。盡管陳寅恪王國維他們的追求，距離真正現(xiàn)代意義上的獨立自由還相去甚遠，但能有此一說，便已屬不易。至少，他們在盡可能堂堂正正地做人，從而“為天下讀書人頓生顏色”！

六、勸君免談陳寅恪

陳寅恪是了不起的，可惜我們學不來。

首先是“頂不住”。無論是誰，當真要堅持“自由思想，獨立精神”，就必須有本事頂住來自各方面的壓力。要知道，壓力并不僅僅來自官方，來自當局，也來自民間，來自群眾。比方說在“文革”前，官方對陳寅恪還是相當關(guān)心、愛護、客氣、尊重，乃至于“護短”的。反倒是群眾對陳寅恪很不買帳，極為不滿，正所謂“群情雖未洶涌，但相差也不太遠”。實際上歷史系一再堅持批判陳寅恪，一再堅持將陳寅恪劃為“中右”，在一定意義上即代表著“民意”。這也是該系領(lǐng)導人在受到上級批評時頗感委屈，一有風吹草動又故技重演的原因之一（另一個原因則是他們認為自己的做法“大方向”是正確的）。所以，上面的彈壓歸彈壓，下面的動作歸動作，批判會還是照開不誤。既然不能把陳寅恪揪到會場上來，那就在會場當中放一把椅子，以為代表，缺席審判，直弄到“千夫所指”的地步。

陳寅恪能“橫眉冷對千夫指”，我們能嗎？

不是說我們不可能擁有陳寅恪那樣的人格力量，而是說人格力量究竟有多大，還值得懷疑。《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一書作者問得好：“文化的品格到底有多大力量，能使一個人‘頑固’地堅守著逆潮流的、已等同‘過街老鼠’的精神世界”？說到底還是“有恃無恐”。陳寅恪的地位太高來頭也太大了。他可以因為沒有及時收到戲票而向副省長大發(fā)雷霆，質(zhì)問“你這個副省長到底管事不管事”，咱也能？

不能，就只好撤退。你可是不要小看“群眾”呢！“群眾”的力量是很大的。一人一口唾沫，就能把你淹死。我在《閑話中國人》的書中多次說過，中國文化的思想內(nèi)核是群體意識。其具體表現(xiàn)，就是要求凡事都“大家一樣，人人有份”。那么，憑什么我們大家都學習馬列學習政治，你陳寅恪就可以不學習，還要吃香的喝辣的？同理，憑什么我們大家都隨波逐流，唯獨你陳寅恪就可以堅持“自由思想，獨立精神”？想不通。想不通就要革你的命。一時半會革不了，就等待時機。時機總是會有的。比方說，文化大革命。那時，就連陶鑄都被揪了出來，看誰還能保得了你！

顯然，我等一般學人如果也想堅持“自由思想，獨立精神”，除非全社會都認同獨立自由，不要求“人人有份，大家一樣”。但現(xiàn)在卻很難。

其次是“守不住”。怎么個守不住呢？因為要“學以致用”。中國的讀書人，或曰知識分子，內(nèi)心深處歷來就有一個解不開的疙瘩，那就是總覺得自己的滿腹經(jīng)綸得有地方派個用場，否則實在是可惜了的。所謂“有用”，倒不一定是要拿去換飯吃，換錢花，更主要的還是要有利于國家民族國計民生。因此這種想法不但不可恥，反倒很崇高。

這種崇高感很容易地就會解除了堅守“獨立精神，自由思想”的心理防線。比如歷史學家周一良就是。周一良也是陳寅恪的學生，卻同時又是“文革”中臭名昭著之“梁效(即所謂“清華北大兩校大批判寫作組”）的成員。這在別人看來是恥辱，周先生現(xiàn)在看也是恥辱，但當時的感覺卻是慶幸。慶幸什么？慶幸自己所學的知識總算派上了用場。這不能簡單地看作是周先生為自己“附逆”行為所作辯解的“托詞”，而應(yīng)看作他的真實想法。周先生是讀過舊書的人，從小滿腦子灌輸?shù)木褪?ldquo;修齊治平”那一套。按照這一套說教，一個人之所以要讀書，是為了修身；而之所以要修身，則是為了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也就是說，學以致用，服務(wù)于政治，是天經(jīng)地義、理所當然的事情。所謂“學成文武藝，貸與帝王家”，實現(xiàn)的不但是一個讀書人的人生價值，也是知識學問的自身價值。相反，有一肚子學問卻沒人看重賞識，沒有用武之地，則是最讓人難熬的。這時，如果來了個買家，而且是大買家，你還不趕緊賣出去？

甚至還有自己上桿子送上門的。比如馮友蘭就是。馮友蘭也是參加了“梁效”的，因此也和周一良一樣，頗為情議所不容。說起來馮先生也是海內(nèi)大儒，怎么會如此糊涂？其實，與其說是“糊涂”，不如說是“自覺”。對此，夏中義的《九謁先哲書》有很好的分析。我同意他的觀點：馮先生是頗有些“圣人情結(jié)”的。他的理想，是要成為“當代中國的孔夫子”，成為當局在意識形態(tài)方面的首席顧問。你既然打算通過權(quán)力中樞來施展“為王者師”的抱負，就先得讓權(quán)力瞅著你順眼；而討好權(quán)力之捷徑，則莫過于“順著說”。這當然無妨看作一種策略，卻也是一種危險的游戲。因為無論如何，“順著說”和“獨立精神，自由思想”是不能兼容的，而順了第一回，就會有第二回，第三回。結(jié)果，一路順將下來，馮先生幾乎已不知道自己是誰。最后，“國師”沒當成，反倒當了“梁效”。

馮友蘭守不住，周一良守不住，我們就守得��？

第三是“耐不住”。堅持“自由思想，獨立精神”，其實就是堅守個人立場，不以社會的好惡為好惡，不以他人的是非為是非。那好，你既然已經(jīng)“自外于群眾”，也就不能指望別人在乎你、看重你，把你當回事，也不能指望別人理解你、賞識你，聽你那一套。總之，選擇了獨立自由，就只能走一條孤寂的道路，你能耐得住這份寂寞么？

就算耐得住吧，也還有一道坎兒不大容易邁得過去。你可以甘于寂寞，“不求聞達于諸侯”；你可以孤芳自賞，不把別人放在眼里；但你總要吃飯吧？連陳寅恪都感嘆自己是“求醫(yī)萬里，乞食多門”，咱們比他就更不如。吃的、穿的、住的，都是“人家”的，而且并不富余。一旦“人家”不給了，咱就會衣食無著，咱就得掃地出門。我在《你好，偉哥》一書中說過：人們總喜歡罵中國的學人和文人沒有骨氣，卻常常忽視一個現(xiàn)實問題：他們每個月就那么幾個小錢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又要養(yǎng)家又要糊口，頭頂上那幾片瓦和腳底下的立錐之地都是單位上的，看病吃藥哪怕就幾片阿斯匹林也要靠單位報銷（說得不好聽也就是討），你叫他如何硬得起來？

的確，要想有思想的獨立，必先有人格的獨立；而要想有人格的獨立，又必先有經(jīng)濟的獨立。大家都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，但魯迅先生能夠“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軟”，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。這才能堅持思想言論的獨立自由。問題是，魯迅先生可以靠稿費版稅養(yǎng)活自己，又有多少學人能靠學術(shù)研究獲得經(jīng)濟上的獨立呢？

自由思想，獨立精神，真是談何容易！

還是陳寅恪自己說得好：“自由共道文人筆，最是文人不自由”。

七、最是文人不自由

文人不自由，學人更不自由。

學人為什么就更不自由呢？因為文人可以只發(fā)牢騷而學人總要做事做學問。要做事做學問，就要有條件；而如果你非要堅持什么“自由思想，獨立精神”，這些條件便很可能與你無緣。正如夏中義所說：“事情很明白，當你不思依傍權(quán)力，則權(quán)力所支配的種種恩惠也就不再賜你，而其制控的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纏你”（《九謁先哲書》）。比如同是研究《再生緣》，郭沫若可以盡閱當時所能看到的珍貴資料，包括北京圖書館館藏、鄭振鐸捐贈的“海內(nèi)孤本”，陳寅恪就看不到。他只能憑記憶搜索，請助手查找，最興師動眾的也不過是靠“私誼”請外地的學生幫忙，條件差到哪里去了？郭沫若可以在全國學術(shù)界眾所矚目的《光明日報》上以“排炮”的方式發(fā)表一連串文章，陳寅恪卻只能以“偷渡”的方式，由章士釗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帶出境外刊行，事后還要被追查，境遇之懸殊又何可以道里計？結(jié)果，盡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經(jīng)人介紹讀了陳寅恪的著作后，才心血來潮要研究這個課題的，卻能迅速地使之成為國內(nèi)學術(shù)研究的熱點，而陳寅恪的《論再生緣》雖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，卻只能如陸游所詠之梅花，“驛外斷橋邊，寂寞開無主”，根本無人問津。

這可真是天壤之別。有權(quán)，就是比沒權(quán)好哇！

所謂“權(quán)”，并不等于或只是政治權(quán)力，也包括學術(shù)權(quán)力。它可能是一種行政權(quán)力，也可能只是一種話語權(quán)力。比如能批給你一大筆科研經(jīng)費，為你調(diào)查研究、收集資料大開方便之門，讓你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等等，運用的是行政權(quán)力；說一不二，一言九鼎，“說你行你就行，不行也行；說不行就不行，行也不行”，則是在運用話語權(quán)力了。話語權(quán)力也很厲害呢！它能決定一個人在學術(shù)界混得怎么樣，能不能混出個名堂來，甚至混不混得下去，同樣堪稱“生殺予奪”。君不見，多少有著真才實學的人默默無聞，多少有著真知灼見的著作埋沒不彰，而某些平庸之輩的平庸之作甚至狗屁不通的東西卻被捧上了天，就因為后者掌握了話語權(quán)力而前者沒有么！

行政權(quán)力與職位有關(guān)，話語權(quán)力與地位有關(guān)，但在中國現(xiàn)行體制下，兩者之間往往有一種說不清楚的瓜葛和貓匿。長期以來，中國的學術(shù)活動尤其是學術(shù)評價（評獎、評職稱、批課題等等），一直在行政化的體制下運作。而且，隨著所謂“量化管理”的推行，學術(shù)的體制化還有愈演愈烈之勢。體制是不由分說的。順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體制也是一視同仁的。無論誰和體制作對，哪怕脫離體制，都將一事無成，甚至連飯都沒得吃。

這里面也沒有什么世道公不公的問題。世道從來就不是為少數(shù)堅持“獨立精神，自由思想”的人設(shè)立的。它只為那些愿意“入時合流”的人設(shè)立，也只為他們服務(wù)，給他們好處。你既然不愿意，那就別到我這里討什么“公道”。在這一點上，它只問“是否”（納入體制），不問“親疏”（血緣交情），因此不是“不公”，而是很“公”。

所以，你不能和體制對著干。你得自覺地納入體制，在體制規(guī)定的軌道上運行。比方說，你得先去讀個學位。而且，光有碩士學位還不行，還得有博士學位。然后，你得去評職稱，從助教、講師、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。當了教授也還不行，現(xiàn)在教授也分等呢！比如“博導”（博士生導師），據(jù)說就比普通教授高一等。要不然那些“博導”們?yōu)槭裁磿�把這頭銜印在名片上，就像把名牌商標留在西服袖口上一樣？不過現(xiàn)在“博導”也如過江之鯽了。東西多了就不值錢。所以你還得去爭取別的頭銜，比如能夠決定別人能否升職、得獎、當博導的評審委員�？傊�，你得去當學術(shù)界的“大佬”。到那時，你就牛逼哄哄了。你寫的書再破也能出版，你寫的論文再臭也能發(fā)表，你隨便申請一個什么鳥課題都會批準，有著花不完的錢。你將坐著飛機在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飛來飛去，講學作報告或者參加評審會，放的每一個屁都很香，看著誰不順眼就能把他給滅了，就像阿Q革命成功以后那樣：“要什么便有什么，喜歡誰便是誰”。

這確實很有誘惑力。當然，為此你得先做一點點事情。比方說，你得想方設(shè)法每年都發(fā)表點論文。其中所謂“權(quán)威刊物”多少篇，“核心刊物”多少篇，都是有定數(shù)的。你得想方設(shè)法去獲獎。其中“省部級”多少，“國家級”多少，也是有定數(shù)的。你還得去申請課題。這些課題是哪一級的，有多少錢，在評定你是否能夠當教授、當博導，是否能夠獲得重要崗位津貼時都將起到?jīng)Q定性的作用。最后，你還要填許多表：評職稱要填表，報課題要填表，申請博士點、重點學科，申請博士生導師、重要崗位津貼也都填表。這些表幾乎每年都要填，而且要填一輩子。還有一點也很重要，那就是當你申請這個申請那個時，必須投其所好，不能由著自己的性子來。比如申請課題，那是有“指南”的。你想做的不一定在“指南”里，在“指南”里的你又不一定想做。但能不能申請到課題，卻是你能不能升教授、當博導、成為學術(shù)界大佬的先決條件。所以你只能放下手中想做的題目，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。這沒有什么價錢可講。相反，你還得挖空心思去對號入座。

請注意，以上所說，只不過按照制度規(guī)定必須去做的事情，尚不包括諸如此類的“詩外功夫”和“畫外功夫”：經(jīng)常到領(lǐng)導和前輩那里去“走動走動”，請學術(shù)權(quán)威和社會名流題寫書名或作序，以及邀齊了哥們姐們來吹吹拍拍等等。還請注意，上述過程有可能是很漫長的，沒完沒了的。因為即便你當上了什么，還會有更高一級的什么等著你去當。何況在你爭取當什么的時候還欠下了一大筆人情債要還。于是，當你把這一切都打點停當，躊躇滿志準備干點自己想干的事情時，恐怕就會發(fā)現(xiàn)你其實已經(jīng)不是自己了。

那時候，還說什么“獨立精神，自由思想”呢？

八、豁出去，就能了

其實，有些事，也不過就是“一念之差”。

就說前面那些東西吧，當真想通了，也沒什么了不起。不就是學術(shù)地位嗎，不就是話語權(quán)力嗎，不就是科研經(jīng)費嗎，不就是崗位津貼嗎？不就是當教授當博導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坐飛機住賓館，在主席臺前排就坐放個屁都有人鼓掌嗎？我們能不能不要？不要，你可就管不了我啦！平時我們總說豁出去了，豁出去了，也就是說，豁出去，就能“了”。

問題是你豁不豁得出去？

陳寅恪不能說是完全豁得出去的人，但至少部分地豁出去了。比方說，他能不在乎他所作的研究是否有用，是否入時：“平生所學供埋骨，晚歲為詩欠砍頭”。他也不太在乎自己的著述是否能名垂千古：“名山金柜非吾事，留得詩篇自紀年”。但他對自己身后這些著作的命運還是在乎的： “擬就罪言盈百萬，藏山付托不須辭”。他還不是“滿不在乎”。

陳寅恪的可貴之處，在于他能夠做到并不在乎自己所作所為有沒有意義。意義，這是我們繞不過去的最后一道彎，邁不過去的最后一道坎。我可以不要名，不要利，不要有用，不要別人承認，但我總不能不要“意義”吧？連“意義”都沒有，我做它干什么？

然而陳寅恪卻似乎把“意義”看得很淡，一再宣稱自己不過“聊作無益之事，以遣有涯之生”。這話理所當然地被許多人看作是自嘲、反話、憤激之辭，或表現(xiàn)了他的痛苦和無奈。我們當然已無法確知陳寅恪說這話的真實想法，但我寧愿把它看作一種徹底，一種為了堅持“自由思想，獨立精神”而悟到的徹底，盡管徹底得很無奈。

徹底是很重要的。徹底才無礙，才無羈，也才無所畏懼。因為所謂“自由思想，獨立精神”，看重的不是“內(nèi)容”，而是“形式”。也就是說，它并不在乎你想的是什么，有沒有意義，只在乎你之所想是不是獨立自由的。是則是，否則否。你想的東西再沒有意義，只要是獨立自由地想出來的，就是“自由思想”。反之，即便再有意義，也不是。

從這個角度來看陳寅恪的許多“自嘲”、“自貶”、“自損”，我們就會有別樣的體會。1952年，楊樹達《積微居金文說》出版，陳寅恪為該書所作之序卻被刪去。陳致信楊樹達先生云：“拙序語意迂腐，將來恐有累大者，今刪去之，亦未始非不幸也”。陳此處之所謂“迂腐”自別有意味，但陳寅恪的著作中從思想到行文均不乏“迂腐”甚至“陳腐”之處，恐怕也是一個事實。問題是，“迂腐”難道就不是一種聲音，就該滅絕？如果“迂腐”該滅絕，那么，和“迂腐”沾邊的，比如陳腐、陳舊，還有刻板、呆滯，是不是也該滅絕？如此推論下去，請問又有什么不該滅絕？

意義也一樣。如果沒有意義就不能存在，就該滅絕，恐怕世界上的人早就死光了。你想，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能說出有意義的話，又有多少人句句話都有意義？何況一個問題或一句話有沒有意義，原本就是不大說得清楚的事情。杞人憂天數(shù)千年，天并沒有塌下來，那么，杞人還該不該憂天，杞人憂天還有沒有意義？哥德巴赫猜想猜了那么多年都沒能猜出來，究竟有多少意義，還要不要再猜？實際上，科學史上許多課題開始時是沒有什么意義，或看不出什么意義的。正因為歷史對無意義表現(xiàn)了寬容，才有了今天科學長足的發(fā)展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極少數(shù)的“有意義”其實是靠眾多的“無意義”來支持的。沒有“無意義”就沒有“有意義”。比如在我們看來，吃蜘蛛是沒有意義的（其實皮洛耶人就吃）。但如果沒有人吃蜘蛛（也包括吃別的不能吃的東西），我們今天也不會吃螃蟹。

更何況，如果我們今天以“沒有意義”為由不準別人想某個問題說某句話，那么，明天別人也可以用同樣的理由不準我們想某個問題說某句話。你可以這樣限制我的思想，我也可以那樣限制你的思想，最后的結(jié)果，必然是大家都不能自由的思想，而不能自由地思想，其實也就等于不能思想。

所以，無論從哪個角度（自由思想或發(fā)展學術(shù)）講，我們都得肯定“無意義”的意義。而且，為了徹底，為了確保思想的自由，我們還得否定意義的追求。

否定意義的追求，有這個必要嗎？既肯定“有意義”，也寬容“無意義”，難道就不好就不行嗎？果真如此，當然很好�？上�，如果我們的口號如此，就不會有人去做“無意義”的事了。有意義的事不做，卻去做無意義的，誰會這么傻？那么，大家都去做有意義的事，又會怎么樣呢？就會放棄“自由思想，獨立精神”。因為一件事有沒有意義，不是你自己個人說了算的。要么是社會大眾說了算，要么是權(quán)威人士說了算。只有當他們認可了你的意義，你的所作所為才是有意義的。顯然，這就必須以他人的是非為是非，以他人的標準為標準，哪有什么“獨立精神，自由思想”？

事實上，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總是“毛”，總是想附在某張“皮”上，就因為他們總想有意義。在中國，純粹的知識、學問，從來就是沒有意義的。只有當它服務(wù)于現(xiàn)實，比方說能夠安邦治國或者富民興國時，才被承認為有意義。中國的讀書人為什么那么熱衷于濟世熱衷于做官？就因為只有這樣，“無意義”才能轉(zhuǎn)換為“有意義”。所以，與其說中國知識分子有一種“政治情結(jié)”，不如說他們有一種“意義情結(jié)”。

于是，為了使“無意義”轉(zhuǎn)換為“有意義”，中國知識分子不得不有意無意、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附在某張“皮”上。因為單獨的“毛”沒有意義。單獨的“毛”，無根無底飄浮不定，風一吹來就滿天亂飛，不要說別人看著沒勁，連自己心里都不踏實。

然而知識分子之所以是知識分子，不僅因為他有知識，更因為他是“分子”，既是極少數(shù)，又有獨立性。如果附在某張“皮”上，哪還是“分子”嗎？王瑤先生說得好：“分子不獨立，知識也會變質(zhì)”。顯然，要想無愧于知識分子的稱號，就得堅持獨立立場；要想堅持獨立立場，就不能附在某張“皮”上；要想不附在某張“皮”上，就不能太在乎意義能不能實現(xiàn)。但意義如果不能實現(xiàn)，即等于沒有意義。因此，當我們決定選擇和堅持“自由思想，獨立精神”時，就得先問自己一句：你能不能豁出去連“意義”都不要？

意義其實是最難豁出去的。但“若為自由故，意義亦可拋”。因為你如果連意義都可以豁出去不要，那就沒有什么豁不出去的了。正如一位詩人所說的——船完全被撞破之后，也就不會沉沒了。它的每一塊零散的木板，將永遠漂浮在海上。

要談陳寅恪，就必須先把這些問題都想清楚。

我們想清楚了嗎？